聚焦：快遞小哥工作強度大該不該有加班費？

快遞員的工資由基本工資和計件工資組成，派件量還跟快遞員分配到的地段有關。因此快遞員的工資是極不穩定的，特別是遇到例如“雙十一”快件很密集的情況，勞動強度很大。
近日，6家快遞企業聯合發布《關于全網派費調整的通知》，同步要求所有派件網點的派送費在原有基礎上每件上調0.15元。對此，有人認為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快遞小哥的收入水平，也有人認為，這對于快遞小哥只是杯水車薪。
此前北京交通大學發布的《全國社會化電商物流從業人員研究報告》顯示，目前全國從事社會化電商物流行業的有203.3萬人。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快遞小哥，已然成為人們生活中最熟悉的“陌生人”。
那么，他們的真實收入水平如何，薪酬結構和工作時長又是怎樣的？
收入不穩定，擔心被投訴
趙剛每天埋頭在如山的快件中，累了就瞅一眼女兒的照片。42歲的他，在北京從事快遞工作已3年有余。
“好的時候每月掙6000多元，差的時候4000多元，一年平均下來月薪5000元左右。”趙剛覺得,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。
“送快遞是個體力活，搬重物、爬樓梯，夏天曬得皮膚疼，冬天凍得手抽筋。”他回憶說，有次送件，趕上小區電梯壞了，搬著大箱子爬了20層樓，“腿直哆嗦”。
趙剛介紹說，工資由基本工資和計件工資組成，底薪1300多元，其余都是計件工資。趕上“雙十一”這種電商節日，每天能送出300多件貨，“每件能提1元～1.5元”，但是收入并不穩定。
業內人士告訴記者，派件量還跟快遞員分配到的地段有關。“有的地段位于鬧市區，寫字樓多，自然派件量多。”趙剛表示，自己分配到的地段有3個小區，平均每天能送出70～80件快遞。
用戶投訴常常讓趙剛“頭疼”。
“一旦客戶投訴到客服就得扣錢，少則五六十元，多則上千元。”趙剛表示，基本上每個快遞員都被投訴過，最常見的原因就是接到取件電話的時候，客戶不在取件地點。
全年連軸轉，沒有加班費
王哲林去年入職北京一家快遞公司，他在新公司經歷了自己的第一個“雙十一”。
“早晨7點出門送貨，夜里12點才能送完，每天工作超過14個小時”“一天要跑100多里地，微信運動的步數日均3萬多，忙起來顧不上吃飯。”他對那幾天的“連軸轉”，印象深刻。
除了“雙十一”，他平時的工作時長根據派件量不同而變動，但平均下來每天也都在8小時以上。由于公司要求員工早上7點半報到，遲到會扣除一部分績效，因此他從不敢怠慢。
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對外發布的《2017年中國電商物流與快遞從業人員調查結果》顯示，62.2%的快遞員平均每天工作時長8～10小時，24.46%的人工作10～12小時，12小時以上的占13.34%。為完成每日工作量，加班加點成為快遞員的工作常態。
雖然經常加班，但王哲林從來沒有收到過加班費。他解釋說，“老員工說，我們是計件工作制，多干活賺的錢就是加班費。”
“干一天活掙一天錢，大家都想多掙點錢，所以基本全年無休。”他坦言，很多快遞員休息日也會照常工作。
事實上，按照《勞動法》規定，對于實行計件工資制度的企業，要視工時制度合理確定其勞動定額和計件報酬標準（每天不超過8小時，每周不超過44小時）。
對于啥是工時制度，王哲林至今“心里沒個概念”。當記者提出想看下他的勞動合同時，他表示：“早就弄丟了。”
勞動權益維護，“總體并不樂觀”
對于現階段快遞員勞動權益的維護狀況，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副院長沈建峰坦言，“總體并不樂觀”。
“快遞員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工作，工作時間長，勞動強度大，而且由于在途時間多，事故風險高。再加上行業競爭壓力大，快遞企業運營模式多樣，在一些加盟式運營模式中，勞動關系規范程度較低。”沈建峰說。
對于快遞員動輒被扣罰工資的行業“潛規則”，沈建峰表示，這涉及企業能否在用人單位規章中規定對員工進行所謂的“罰款”，不過這在實踐中意見并不統一。
“大部分地區禁止企業在用人單位規章中規定罰款規則，所以在大部分地區對勞動者進行罰款是違法而無效的。但也有部分地區允許做此規定，但進行了必要限制。”不過，沈建峰強調，在即使允許規章規定處罰的地區，處罰規則也應當滿足經過民主程序、公示等基本條件。
那么，快遞業普遍存在的超時工作卻沒有加班費的現象是否合理合法？
沈建峰坦言，快遞員主張加班費的主要困難在于“如何證明工作時間超過了法定標準工作時間”。
其一，計件工的工作定額很難確定。對快遞員來說，每個人負責的區域，每個快件送達成功的難度等可能都不同，因此工作定額確定相對比較困難。當工作定額確定比較困難時，加班與否就很難確定。
其二，快遞員的工作時間比較靈活，很難對工作過程進行監督，一些地區的快遞員實行的是不定時工時，對不定時工時工作人員不存在加班問題。
但是，“從勞動法的基本理念來看，任何人工作時間超過了標準工作時間都應獲得加班費，快遞員也不應例外。”他總結道。